艺术家大多期望长久，既有艺术作品的长久，也有艺术人生的长久。不过“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”，更何况是有限又短暂的人生；相比较而言，艺术作品会长久一些，可以相对无限地传承下去。齐白石晚年画了一幅得意之作，题跋云：“手妙纸佳方有此画（三尺纸之竹篱葫芦也），百年后如不值百金，白石作鬼也应痛哭。”可见艺术大师也未能免俗，盼着作品能传世、能增值。其实白石老人的画值“百金”哪儿用得着“百年”？且不说画本身的价值，仅考虑“通胀”因素便足够，只是白石老人未曾料到这一点罢了。

然而，再有名的艺术家，究竟是“永久”还是“速朽”，妙在无法一厢情愿，谁说了都不算，自己说了更不算。譬如自称“朽者”的著名美术教育家陈衡恪（师曾）先生，就没有因英年早逝而“速朽”，相反，凭借他拓古开新的文人画研究和笔简意饶的作品风格而让人永怀。当时，四十八岁的陈衡恪正处在艺术创作的黄金期，他因继母病故前去奔丧，不料染上伤寒而一病不起。陈衡恪之死，在北京的艺术界引起极大震动，吴昌硕题写“朽者不朽”为之纪念，梁启超说：“师曾之死，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，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。地震之所损失，不过物质，而吾人之损失，乃为精神。”他认为陈衡恪是“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、高人格、不朽价值的第一人”。

(资料图)

“第一人”的评价，已然是至高无上；虽说“谁说了都不算”，但如果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，也就成为定评。梁启超是学界“大佬”，吴昌硕是画坛“老大”，毫无疑问，他们的评价可谓“一言九鼎”。

陈衡恪是诗、书、画、印全才，著名学者陈寅恪之兄。他早年留学日本，曾和鲁迅同窗于弘文学院，又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，回国后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，先在江西省教育司任职，后在通州师范学校、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，他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国画教员，还是新成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的中国画系教授。在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成立之前，上海图画美术院于一九一二年底在上海创办，这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，大名鼎鼎的刘海粟即为该校的创办人之一。

可以说，当年的刘海粟和陈衡恪，都是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。至于他们的交往，或许因分处南北并不密切。有史料记载，一九二一年深秋，刘海粟蒙蔡元培之邀首次北上，到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讲《欧洲近代艺术思潮》。在蔡元培的帮助下，刘海粟结识了李大钊、许寿裳、胡适、梁启超、徐志摩、陈独秀等文坛精英，蔡元培还安排他住在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的教师宿舍，这样，他又与蜚声北国画坛的姚茫父、陈师曾等人建立了一定的友情。

有一页短笺，是陈衡恪回复刘海粟的信，原件藏于上海档案馆。

来示敬悉。贵校事愿意极力帮助，请寄六吉棉料单宣纸，四尺，即劈开寄来（缶老常用此纸，价廉物美）。来定即与梦白协力涂抹。弟秋间决定回南一行，至于展览拙作尚未能预定，届时有信通告也。北京霖雨之后，继以大热，然笔墨甚忙，今日礼拜日则稍休息耳。此复，敬候

海粟先生暑祉

衡恪 顿首

一亭先生均此致意。未曾谋面早已佩仰矣

这页短笺写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三日，即刘海粟北京之行后的第二年。根据信中的内容猜测，应是刘海粟邀请陈衡恪来上海美专（其前身为上海图画美术院），或是讲课，或是办展，或是交流创作。如从陈衡恪所言“请寄六吉棉料单宣纸”来看，或许是想让他携画办展；由“来定即与梦白协力涂抹”可知，还有一位同邀的画家王梦白。王梦白擅翎毛花卉，其时与陈衡恪同在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任教。至于信末致意的“一亭先生”，毋庸多作介绍，这便是海派画坛的代表人物、影响力仅次于吴昌硕的王一亭；难怪陈衡恪虽“未曾谋面”，但“早已佩仰矣”。

当年，刘海粟不过是二十六七岁的青年，在海派画坛似算不上重要人物，但他的创新意识非常超前，十多岁便与张聿光、乌始光、丁悚等人共同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；尽管学校的规模不大，学员也有限，但他毕竟是创办中国近现代美术专门学校的“第一人”。其后，刘海粟依然“敢为天下先”，不仅率先实行男女同校，还破天荒地开设了人体写生课。一时间，舆论甚嚣尘上，有激愤者斥刘海粟为“艺术叛徒，教育界之蟊贼”！“人体模特事件”的纷争持续了十年之久，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县知事发布命令，禁止上海美专以人体模特写生。但刘海粟不为所动，反而据理力争，结果招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通缉，不得不逃亡日本。

刘海粟的艺术道路十分坎坷，所幸蔡元培一直是他的支持者。当刘海粟因“人体模特事件”四面受敌时，蔡元培仍对此举予以肯定，不仅出任上海美专校董会主席，还邀请他来北京大学讲课，鼓励他办展并亲自撰文作为展览序言，而后又帮助他赴欧洲进行艺术考察……这对刘海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尽管后来刘海粟成了“目空一切”的艺术大师，但只要说起蔡元培，他马上会毕恭毕敬。刘海粟在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尝自傲生平无师，惟公是我师矣，故敬仰之诚，无时或移。”蔡元培逝世后，刘海粟在上海美专设立了蔡孑民先生奖学金，建立了蔡孑民美术图书馆，以此纪念蔡先生。他还多次对朋友说：“世无蔡元培，便无刘海粟。”

蔡元培对刘海粟的大力提携，让我想起陈衡恪对齐白石的无私帮助。当然，前者是师长对后辈的关爱，后者是知己、同道式的切磋互助。

齐白石初到北京时十分落寞，在琉璃厂挂牌鬻画，别人四元一幅，他两元一幅仍无人问津，正所谓“流落京华无人识”。因陈衡恪独具慧眼，主动寻访晤谈，不料二人一见如故，遂成莫逆之交。那时陈衡恪在北京已享有盛名，他看了齐白石的画，认为画格是高的，但有不精湛的地方，于是劝齐白石改变画风，要自出新意。后来，齐白石听从陈衡恪的建议，衰年变法，终于走出一条大写意文人画的成功之路。为此，齐白石在回忆和自述中多次表达对陈衡恪的“难忘”和“感激”。尤其是一九二二年，即陈衡恪致信刘海粟的这一年，陈衡恪将齐白石的数幅画作带到日本，不但全部售出，售价还很丰厚，每幅山水画竟卖到二百五十元，这是齐白石想都不敢想的天价。后来，一位法国人又选中陈衡恪、齐白石的画作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，还为他们拍摄电影，齐白石自此名声大噪，鬻画生涯日益兴盛，所以他说：“这都是师曾（衡恪）提拔我的一番厚意，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。”

“君无我不进，我无君则退”是齐白石《题陈师曾画》一诗中的两句，流传甚广，表明了陈衡恪和齐白石在艺术上的谦虚与互进。其实陈衡恪受齐白石的影响并不多，齐白石受陈衡恪的影响却很多，不光是画，还有篆刻——陈衡恪看了齐白石的篆刻后，劝他不必摹仿《飞鸿堂印谱》《小石山房印谱》等，应以汉砖刀法入印，“去雕琢，绝摹仿”，并强调自辟道路。齐白石非常佩服陈衡恪，对他的建议总是言听计从，后来齐白石凭借纵横恣肆、独具面目之印风成为一代篆刻大家，与陈衡恪的点拨不无关系。

至于陈衡恪的篆刻风格，主要还是受吴昌硕的熏染；陈衡恪有一斋名“染仓室”，我想大概是因吴昌硕有“仓硕”“仓石”的别号，正如古人所谓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”，此“染”者，“仓”硕先生也。陈衡恪的书画虽具有吴昌硕的形神风貌，但他更能“上师古人”，于徐渭、八大山人、石涛以及“扬州八怪”诸家，皆有涉猎。齐白石认为陈衡恪的大写意花卉“笔致矫健，气魄雄伟”，其构图之多变，气息之清新，往往不为程式所囿，看似信手拈来、无拘无束，却流露动人之气韵，充满生命之活力。即便是书法，如致刘海粟的这页短笺，线条老辣简练，富有弹性，落笔自由奔放，挥洒自如，通篇观之灵动鲜活，生气勃然。陈衡恪是注重文人趣味、反对画院派那种颓废程式化风气的人，他提倡师法自然，强调文人画的思想性灵和学问修养，所以他作品中蕴含的精神磊落秀逸。周作人评陈衡恪画作“上承吴昌硕，下接齐白石，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”，就是因为“有书卷气”。

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，拥有独立思想、不朽之才的陈衡恪，却天年不永。这页短笺允诺“愿意极力帮助”，只是时间“尚未能预定”，然而在短短一年之后，他竟离世了。人生如棋，世事谁能预料？

来源：北京晚报 管继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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